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机遇，但不会预留无限的时间。
各种道德和文化处于彼此竞争的状态，国家的角色在于维持此种竞争秩序，而不实质性地介入其中。如果说价值中立的理解将个体预设为脱离社会道德氛围的原子式个人，那么主张进行道德干预的国家父爱主义心态，则是将国家与社会结构相隔绝。
[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19]参见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6] 哈贝马斯指出，以个体为中心的个体道德自主和以国家为中心的积极公民培养，其实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结局。以此观之，宪法是一个复合性的结构——既包括历史的宪法，即以革命建国为宪制方式的主权意志整合。（三）价值争议的公共商谈：规范实施与主权协商的循环 理论框架的设计和规范逻辑的揭示，并非意味着就此统合了现实社会。
1.人民与国家同在的主权意志整合 个体与社会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中。[8]参见[德]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3页以下。这一主权结构的规范效力是，将主权者的意志转换为宪法价值体系，由此指引宪法制度体系与宪法权利体系的构造。
[28]在宪法理解上，文化基本国策应当作为宪法解释的价值基础，其意义不仅在于为现实争议提供基于规范的权威理据，更可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现实社会生活相连接，由此拓展精神文明建设在宪法框架下的实施路径。缘此之故，宪法方得从形式上的绝大多数同意转换为实质的正当性认同，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也就自然而然地化约为宪法爱国主义。[30]参见[英]A. J. 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29]参见冯仕政：《中国国家运动的形成与变异：基于政体的整体性解释》，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
另一方面，好生活的标准已经由宪制结构固定下来，但仍然存在执行者如何理解的问题。而且，受家国天下传统的影响，国家-社会-个体可进一步具化为国家-社会-家庭-个体。
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经由社会与国家形成的道德沟通，决定了纯粹个体道德自主与国家价值中立立场的悖谬所在。而作为一种人性需求的承认，也因对话的丧失而被扭曲，虚幻且隐藏着压迫的一致性不断消解自由主义保护公民权利的承诺。现行宪法则对多元文化并存及其相互协商进行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为两种对话承认结构：一是不同阶层在爱国统一战线平台上的政治协商（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22]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关于社会道德风尚和个体精神追求的总括性描述，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式的同志关系。
总而言之，公民教化，内在地嵌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在个体、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或潜移默化，或铺叙直陈，接近共同体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有着鲜明的伦理色彩。[27] 不过，由于缺乏对社会主义的宪法规范内涵阐释，导致由社会主义统率的中国宪法价值体系被遮蔽于经典宪法的价值表达之下。制宪的首要议题，在于确证主权结构，由此巩固主权意志，并为主权意志的持续整合提供来自宪制结构的制度支撑。
[8]参见[德]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43页以下。而民主审议机制经由民主选择所表达的多数价值与宪法文化相契合时，公共决策就可获得认同。
群众是充满主动性、创造性的人民，群众表达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抽象人权，而是从丰满的社会实践不断提炼出的社情民意和力量源泉。在这个意义上，这一制度结构，虽源于个体道德自主的元点设计，但却指向现代公民守法品格的培养。
[46]客观来讲，如果社会伦理实体能够发挥其德性教化和价值濡化作用，绝大部分价值争议就可藉由伦理实体的道德力量加以消解。[41]参见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而这一立场，是否就必然支持部分国家机构道德干预的合宪性和合比例性？宪法相关条款成为各方辩论援引的基础资源，对其的解释随之成为宪法学的重要课题。然而，在精神文明建设规范功能和制度结构的探索中，如何避免落入国家-个体的国家干预极端，同样是必须谨慎对待的。二是对话协商的主权定位，前置于以人民代表大会为载体的民主过程，不同于西方国家将协商嵌入代议过程的宪制安排。二是来自国家（好生活标准的确定者）的宪法审查和监督。
[15]在这一点上，良好的公民自治、社区公益服务、家庭与学校教育，以及作为私人事务的宗教辐射，构成公民教化的社会机制。同时，在治理过程中，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一自主性为现代复杂社会所必需，因此有可能超越政府作为好生活执行者的宪法定位，产生以实现它所认为的好生活而施行的价值干预。
这一张力的存在，降低了规范的确定性和现实指引效果，以至于那些对立的主张都可以从宪法中找到依据。但这种道德自主的理想面临着双重危险，一方面会受到来自于外部强求一致的文化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个体采取的功利性态度。
它将悄然生成的情感联结塑造为立足于宪法规范结构及其实施的正当性认同逻辑，从而凝结精神文明的宪法机理。就作为精神文明建设路径的道德教育和公德提倡而言，精神文明建设共享公民教化的一般逻辑，即，国家与个体处于两端，其间以社会性机制相连接。
这一目标作为建国哲学和主权法理的观念抽象，以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发挥着社会整合和个体规训的功能。（4）作为共同体成员基于公共利益对公共政策进行批评以促改良的公共理性运用，这是实证法体系面向宪法而接受评判进行反思的开放性机制，在公民德性上亦构成人之尊严的终极意义所在。他把现代社会失范的症结归结为，在国家与个体间缺少一个能将二者连接起来的中介机制。基本权利条款中明示国家义务，表明国家在总体目标的指引下的特定作为。
[21]参见[加]詹姆斯·塔利：《陌生的多样性：歧异时代的宪政主义》，黄俊龙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页以下。这实际提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尝试将特定的集体目标与普遍权利进行一定程度的调和。
（2）在社会交往层面的宽容和尊重，即社会公共道德。[19]它首先将各种文化和个体道德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并鼓励不同标准的视域融合。
由此方可理解宪法第39修正案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意涵。有了这个机制，国家不会仅仅依靠自己就作出所谓权威判断并强行要求个体服从，个体也不可能把国家当作一种贯彻多数人意志的工具。
以守法服从为导向的政府-公民单向关系无力回应政府信任困境，更无力回应个体诉求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疏离。与价值中立的国家观念不同，社会主义国家有鲜明的国家目标。单纯的个体道德自主，抑或纯粹道德教化指向的国家意识形态宣扬，如果不能纳入到特定的制度结构中，都注定无法取得实效。[46]参见前引[6]，涂尔干书，第67页。
如果说宪法价值体系是好生活的宪制判断，那么宪法规范体系和法律体系则是好生活的落实，宪法实施和依法治国是具体路径。社会性机制是个体社会化之依托，其本质是个体的教化过程。
因而，政府的规范实施须以此道德力量为助力——伦理实体的道德力量越强，政府治理压力越小。[2]近年来从文化权和文化基本国策等维度展开的文化宪法研究，[3]大体遵循这一立场。
因而，教化被视为与外在社会规范相对应的一种手段，试图通过养成人的第二天性、发展人的德性潜能，来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确立共同体的规范。在规范结构上，这实际上是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元点相脱节所致，未能以人权保护作为五大系统的融贯基础，也无法为各领域冲突提供化解标准。
